“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、用的、花的。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、白喝、白拿，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，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？”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同志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带头将工资降到三级工资，哪怕从中南海供应科拿一棵菜也要付钱。正是因为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率先从严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，才树立了崇高的威信，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。
习主席指出：“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，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。”言传身教，身教重于言教。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，严人先严己、严下先严上，身先士卒、率先垂范，既是可贵的政治品质，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。党员干部不搞特殊化，在执行纪律规定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党员干部敢于叫响“看我的”“跟我上”，时时、事事、处处立好标杆、树好形象，带头清正廉洁，带头严明纪律，带头立好样子，带头树好作风，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首先做到；要求下级不做的，自己首先不做，就能以模范行动和良好形象影响人、感染人、带动人。
管理学有个原理：上面严十分，下面严八分，正效能是递减的；相反，上面松一分，下面松十分，负效能是倍增的。清朝北洋水师《章程》规定很严，比如要求总兵以下的官员，要常年住在舰上，陆上不能建公馆。但水师提督丁汝昌带头违规，在刘公岛上盖排屋，出租给将领居住，以致有一半人晚上违规住在岸上。这警示我们，“上贪则下赃，上廉则下洁，上行则下效”，党员领导干部能否严于律己、以己服人，直接影响部队作风建设成效。试想，如果领导机关不作出示范，怎么要求基层部队？如果党员干部不能模范带头，有什么资格要求普通官兵？
老一辈革命家谈到我党我军转变作风时讲，“我们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是这样，规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”。钟期光将军处理家务事有“窍门”：一是让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，不让子女去做的自己绝不去做；二是子女的路由子女自己走，绝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构筑“安乐窝”和“腾达路”。彭德怀同志也常讲：“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，不是来搞特殊的。党给我唯一的‘特权’就是带头吃苦。”革命先辈说了的带头做到、承诺的坚决兑现、反对的绝对不做，以行动作无声的命令、以身教作执行的榜样，立起了共产党人“将欲治人，必先治己”的良好形象。
“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，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抓改进作风，中央政治局从自身抓起，出台了八项规定。加强作风建设，中央政治局从自身改起，立身为旗、徙木立信。“下之所以为，惟上是视。”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表率作用，在全党全军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，促进党风政风转变，带动社会风气好转，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，形成了同心同德、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。
“善禁者，先禁其身而后人；不善禁者，先禁人而后身。”现实当中，个别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严人不严己，对别人马列主义，对自己自由主义；有的严下不严上，同样的法规制度机关基层执行“两张皮”；有的严兵不严官，一说依法治军就拿起“手电筒”对着部属、士兵照。这种选择性、变通性执法遵法，本质是作风遵守、纪律执行中的双重标准，不仅损害自身形象，更会引发“破窗效应”，催生“特权思维”，很有可能导致“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中梁不正倒下来”的严重后果。
“律己足以服人，量宽足以待人，身先足以率人。”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有“千斤重担”，身后有“千军万马”，一言一行都是“立标准”，一举一动都是“正导向”，一招一式都是“作示范”，要想引领官兵、带动部队，自己首先要严于律己、严控自身，躬身践行、当好表率。否则，“如蒙不洁，虽有它美，莫能自赎”。无论什么职级、什么岗位上的党员干部，都要以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态度，规范言行举止，纠正行为偏差，带头执行法纪、带头管权用权，一级给一级当样板，一级给一级作表率，坚决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、人前人后一个样、对上对下一个样，切实以自身正、自身硬、自身廉的模范行动，带动官兵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朝着实现既定目标勇毅前行。
（葛蕊萌、张宗瑶，空军工程大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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